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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梦苍穹：王小谟院士的科技报国之路（精装版）

作译者：中国电子科学研究院
出版时间：2021-12 千字数：221 版次：01-01 页数：276
开本：16开装帧： I S B N ：9787121425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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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书定价：￥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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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两个世纪

1901年，清政府同入侵的八国联军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按照条约规定，清政府要承担战争赔款4.5亿两白银，价息合计超过9.8亿两白银，这个古老帝国的关税、盐税都成为这笔战争赔款的抵押。北京城里划定东交民巷为使馆界，界内不允许中国人居住，由各国派兵驻守。从天津大沽口到北京沿线的炮台必须全部拆毁，列强派兵驻守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此外，因德国公使克林德、日本书记官杉山彬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被杀，清政府被要求派王室亲贵赴德、日道歉谢罪……20世纪的第一个年头，在历经仓皇“西狩”的耻辱与惊心后，清政府的掌舵者尽显“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奴颜婢膝之态，在西方工业文明的猛烈冲击下，曾经雄踞世界的古老农耕国家依旧没有找到迈向近代化的道路。
简单地将《辛丑条约》之耻视为是义和团的团民的“怪力乱神”和清廷内部政治斗争，以及清王朝主政者的狂妄荒唐而招来的无妄之祸，应该是狭隘的。20世纪的开局之年，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亡国灭种的危机，这不过是鸦片战争之后，外敌逼凌、内外矛盾交织缠绕的总爆发。以此为肇始，几乎整个20世纪的前半叶，中华民族都在为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牺牲奋斗。借用鲁迅先生的话，当时中华民族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也是贯穿整个20世纪，横亘在中华民族前进道路上的三大问题。
1938年，王小谟出生时，“七七事变”已经爆发，中国之大，早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进入21世纪，这位生于抗日烽火之中，历经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老人，终在2013年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被誉为“中国预警机之父”。回看王小谟院士的经历，我们不禁惊诧于他一生的波澜壮阔、跌宕起伏，更引人思索探究的是，这个原本出身于国民党旧军官家庭，饱尝战乱辛苦、颠沛流离的青年人，是如何一步步地成长为科学家，最终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呢？换言之，究竟是什么造就了王小谟呢？
毋庸讳言，这当然是一种“倒放历史”的“后见之明”，但正是因为后来人可以凭借“后见之明”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与世界，更清醒地辨明脚下的道路。宏观的历史总是由每个具体而鲜活的生命构成的，今天之王小谟是成长在这个时代的中国的王小谟，其经历展示的是一个时代的风貌，一个国家由弱变强的历程，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王小谟院士这一代人的人生经历可以看作是我们国家在短短70多年中翻天覆地变化的缩影，他们也用自己的经历有力地证明，经过百余年的流血探索，我们国家终于找到了适合自身的、实现独立自主、人民幸福的道路。如果以西方为人类进步的唯一标准，向西而行、以西为进不仅是失掉民族自信力的表现，甚至是对这个拥有古老文明传统、鲜明民族特性的国家最为简单粗暴的对待。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众多成长在新中国、取得成就若王小谟者，正用他们自身的经历雄辩地说明——只要敢于拼搏，中国必将成为强盛的中国。
同时，必须要看到的是，王小谟身上的诸多宝贵特质亦是其创造性历程所不可或缺的原因。贯穿于王小谟奋斗历程的最鲜明的特征就是热爱祖国。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父亲为国民党爱国军官，淞沪会战后，一家人西迁重庆，出生在转移内迁途中的王小谟，从出生时起就遍尝战争离乱之苦。1949年，11岁的王小谟才终于稳定下来，开始接受系统教育。在“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炽热感情中，百余年来被压抑的民族感情在这一代人身上聚集为维护民族自尊、热爱祖国、忠于祖国的自觉。此后，在20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时期一头扎进了黔南的深山中，几乎回归“原始人”的生活状态，从住茅棚开始，最终研制出中国第一部三坐标雷达，并主持第一代预警机的研制，冲破外国的封锁干扰，几乎忘却自己年迈多病，艰苦拼搏，领导研制出中国的“争气机”，始终贯穿其中的就是王小谟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用王小谟自己的话讲：“我们这一代人有一个信念是根深蒂固的，那就是怎么报效国家。”这种信念与感情是支撑王小谟，以及王小谟他们这样的一代人再艰苦也要向前的最深厚力量。
主持第一代预警机的研制，从中途夭折的圆环工程，到力主同步研制，王小谟始终坚持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从来都不能把希望寄托于别人的庇护、施舍上。靠人人跑，靠山山倒，只有自己最可靠，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当圆环工程因外国的粗暴干扰而遭腰斩后，王小谟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信念则更加坚定。2009年，在国庆60周年大阅兵的观礼台上，看着“空警2000”预警机飞过天安门，王小谟热泪盈眶。这其中的艰难和辛酸，不能为外人道一二，不仅要攻克技术上的难关，冲破层层封锁，还要在艰苦的外场试验环境中挑战身体与精神的极限，在这个过程中，因为车祸和癌症，王小谟在鬼门关上走了两遭。当“空警2000”预警机终于飞过天安门向世界正式宣告，中国人有了自己的预警机时，这背后是以王小谟为代表的科研工作者们始终把生存和发展的基点放在自立自强上，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
当然，自幼就表现出的聪明灵性也是王小谟取得一系列成就的重要原因。王小谟的聪明中透着鲜明的自我意识，他不会取悦世人，不被虚名浮利所束缚，他总是乐于遵从和追求自己内心的热爱。少年的他可以为了自己着迷的京剧而动手拼装矿石收音机，只是当时的他还不知道，当自己土制的收音机中传出梅派经典唱段时，已然就此结下了他与无线电世界的一世缘分。王小谟对死读书一向都是深恶痛绝的，即使大学时期在军事化管理的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别人集体上晚自习的时候，作为学校京剧社社长的王小谟却正在排戏，正在骑摩托车。因为喜欢骑上摩托的英姿飒爽，他加入了大学的摩托车队，成为一名摩托车手，从骑到修，乐在其中。
大学时期的王小谟并不是一个全5分的学生，他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自己热爱的事物上，人活一世，总要活出一些自己的样子来。从青少年时期开始，王小谟的这种特点就已经显露出来，他充满好奇心，万千世界中他总能发现自己的热爱，这种热爱引发了他强烈的钻研和探求的兴趣；而他性格中要强、执着的一面也在这个过程中显露出来，不论做什么，既然感兴趣要去做，他就要开动脑筋做到最好。王小谟的生命是如此饱满，这种饱满来自他从来都不畏自己活得独树一帜。
任何人的成功从来都不会因为谁更聪明就会稍微轻松那么一点点，这一点在王小谟院士身上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印证。青年时期，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在政治、工作上被区别对待，甚至屡遭打击，连结婚都成了难题；从南京奔赴“三线”，坐了五天五夜的闷罐车后，下了车腿肿得连路都走不了，迎接他们的却几乎是满目蛮荒。多年后，回忆起那段日子，王小谟爽朗地笑着说：“我们那个时候过的几乎是原始人的生活。”担任研究所所长搞改革，支持他的人很多，反对他的人也不少，想想当年大力推行变法的商鞅被车裂在秦国，就可以想见改革这种事的艰辛，伤筋动骨，一不小心，被别人整到生吞活剥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每向前一步都是极不容易的。当研制383雷达进入瓶颈期时，问题无论如何都无法解决，失落、焦虑的王小谟甚至想跳入长江，以求无知无觉、一了百了。经过无数次在沮丧失望与坚持奋起之间的折磨与锤炼后，王小谟更加坚信，黎明前的天总是最黑暗的，成功就在于再坚持一下。
爱人者，人方爱之。本着对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王小谟院士在培养人、成就人方面不遗余力，这就诠释了王小谟院士为什么在许多人的眼中是工作上的恩师、生命中的贵人。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奖掖后进、成就别人这件事其实是很检验人性的。
愚庸之辈自不待言，但少数“精明”的在位者在帮助人、培养人这件事上所表现的也不过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而已。这样的人不计长远，事业后续发展得好不好，是不是后继有人，根本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他们只求自己在位一时便要保住自己一时的风光无限，丝毫不容他人挑战染指。对于这类人而言，让他们拥有容才、爱才的胸襟简直就是过分苛求了，而且由于自身的怠惰，安于现状，早已懒于学习进取，于是，这样的人往往活在“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深深恐惧中，遇到稍有才干者，不出手打击摧残已是对他们的过高要求了，若想要他们本着良心扶掖帮助后人，简直是犹如梦呓。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德行问题，这是一个讲私利还是讲公心大义的问题。
从在贵州深山的时期起，王小谟始终是惜才、爱才、敬才的。在38所迁所经费最为紧张的时刻，王小谟依旧坚持把40万元用在了引进人才上。他从来都不是年龄、资历的迷信者，他敢于让毕业不久的研究生独挑大梁。面对质疑，他只坚定地说：“出了差错，还有我。”经过艰难的努力，“空警2000”预警机正式立项后，他却出人意料地退到了幕后，提出必须由年龄不满40岁的青年人担任总设计师。为研制出口型预警机，他组建起一支“老头加娃娃兵”的队伍，他的副手是参加工作还不满两年的博士生。英雄自古出少年吗？这恐怕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这位少年能否被命运所怜惜，能否遇得上如王小谟院士这样胸怀大义、心地宽大的前辈与领导了。
回到本书主题，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写王小谟院士呢？从最浅近的程度上来讲，被誉为“中国预警机之父”的王小谟院士取得的成就应该被铭记，他身上有许多值得后来人尊敬、学习的地方，他深爱自己的祖国，有高度的民族自信心、自尊心，他聪明而富有创造性，从不被前人、别人的看法、做法所限制束缚，他敢于尝试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并愿意为之承担责任。他有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坚毅，有坚强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精神。
筑梦苍穹，风雨如晦。从更加宏观的视角来看，我们是有一些“野心”的。生于20世纪30年代末，而终于在21世纪初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透过王小谟院士的人生经历，可以看到的是，在不足百年的时间中，我们国家是如何脱胎换骨，创造“换了人间”的伟大奇迹的。所以，当我们写王小谟的时候，我们脑海里呈现的是如王小谟院士这样的一代人，为预警机事业拼搏奉献的一批人。
中国今天的成就决不是轻轻松松、理所当然就达成的。面对近代中国不断走向沉沦的惨淡命运，鲁迅先生讲道：“可惜改变中国太难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百余年前，中国人在“技不如人、器不如人、文不如人、制不如人、种不如人”中自失又振作，是无数先辈流血牺牲才改变了中国，以至于才有今日之中国，其背后饱含屈辱与抗争、探索与牺牲。历史已经雄辩地说明：像中国这样具有悠久历史、独特传统的国家，应该如何走向现代世界，既不会有全知全能的先知给出解题方法，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可供照搬照抄，自己的路只能靠自己走出来。
在屈辱与不懈奋斗中走过两个世纪，自立自强又过百年，今天的中国人终于迈进了能够平视这个世界的时代，而每一次的回望都是为了更好地前行。中华民族本就是很富有历史感的民族，即使不从先秦的哲人们试图用“春秋笔法”雕刻出一个理想世界的艰苦努力谈起，哪怕是从司马迁的《史记》讲起，我们的先人就已经有了“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的苦苦求索了。我们的历史感来自历朝历代精英们编著的二十四史，也来自戏园子里演绎的传奇故事，来自关帝庙里的繁盛香火，甚而也来自祖祖辈辈口耳相传的历史传说。这种历史感里饱含着的是中国人如何认识自己，以及想要如何规范现实世界的种种认知，这里面已经说明了我们赞扬什么，鄙弃什么，反对什么，追求什么。在中华民族实现多个伟大飞跃、在这个中国人终于能平视世界的历史节点上，梳理像王小谟院士他们这一代人的人生经历恐怕也是这种民族历史感的投射吧。回首刚刚过去的两个世纪，今天的中国人确实应该自豪于中华大地上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华民族终于实现了命运的根本扭转。但更为重要的是，后来人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平视世界的资格，接过前辈手中的接力棒，向着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大踏步地向前走去，唯有这样，我们才算不愧于前人的奋斗与牺牲，才能不辜负自己肩上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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